南北交通诸道路
平王迁都雒邑，是为东周。不久即入于春秋时期。由于都城的迁徙，雒邑代替了丰镐。也就是说，以前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出若干交通道路。这时应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交通道路。论东周的国力远不能和西周相比拟。不过雒邑在当时是居于“天下之中”②，地理条件使它在一定程度保存住这样的交通中心。由于有些诸侯封国的强大，地区间的交通有所发展，以雒邑为交通中心的旧规逐渐失去其优势，分散到各个地区，从而出现了若干地区中的一些较小的交通中心。不过诸候封国往往以遵王为号召，使雒邑交通中心的地位还能够暂时得以保存。
雒邑在西周时本是东西交通大道经过的地方。丰镐倾覆，这条道路的西段不免失去其重要的作用。秦国继起，雍代替了丰镐，而雍还在周源之西，这是说这条道路的西段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还能有所发展。由于齐、鲁两国继续在诸侯封国中居有重要的地位，这条东西大道的东段，仍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
以雒邑为中心的南北交通大道也有若干变化。黄河以北，西周之时本是可以通到太行山东的邢国的。自邢为狄人所攻，迁于相当于今山东聊城西南的夷仪之后①，这北道就不能不为之缩短。黄河以南，方城仍是南北大道上必经的地方。齐桓公召陵之盟前，就是设想由方城攻楚的。齐侯这次兴师本是侵蔡。蔡未被攻而先溃，故转而伐楚。师次于径，遂与楚人有召陵之盟②。蔡国为今河南上蔡县。召陵在今河南源河市东北，陉则在召陵之南。召陵和陉实皆在蔡国之北。齐师于蔡国既溃之后，若欲伐楚，自可挥鞭乘胜南驱，奈何又迫旆北行，次之于陉？盖蔡国于方城稍偏东南，距南行大道稍远，不能不稍稍回师。当楚国屈完面告齐桓公，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齐国也就适可止，不再南下。后来晋、楚湛阪之役，晋国本来是取方城一路向南进攻的③。湛阪在今河南叶县，正在方城之北。方城为楚国的阨塞，是难于攻取的。当时的军事行动因之也就不能不谋取他途。晋、楚绕角之战，晋军的目的也是就在方城。因绕角在今河南鲁山县东，正在方城之外。楚军既退之后，晋军却转而侵蔡，为楚军御于桑隧④。其时蔡尚未迁国，仍在今河南上蔡县。桑隧却在今河南确山县，已远在蔡国之南。当时晋军慑于楚军之强，虽中途退还，其本来企图还是显然可见的。因为接着又再次侵蔡，遂侵楚①，桑隧南距冥塞、直辕、大隧并非很远。冥塞、直辕、大隧皆在今河南信阳和湖北应山中间山上，为楚国北向通中原另一大道必经之地。楚国扩充上域于淮水上游，就是通过这条道路的。
西周时通过方城的道路，是由雒邑肇始的。春秋时，方城的道路仍未失其重要性，却不必再以雒邑为枢纽。齐桓公召陵之役，由何途出兵，史文简略，未有明确记载。乃其班师归去，陈国辕涛涂深恐诸侯之师路由陈、郑之间②。召陵在陈国之西，其北为许国，再北就是郑国的东鄙。这是近于现在京广铁路而且大致平行的道路，在当时也是另一条南北大道的一段。晋、楚绕角之战后，晋师改而侵蔡，为楚国御于桑隧。桑隧在蔡国之南，也在召陵之南。由桑隧往南就是冥塞、直辕、大隧。这都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这是构成这条南北大道的另一段，仍然是和现在京广铁路大致平行的。
当时的南北大道可能还不仅如此而已。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深恐齐国及诸侯之师出于陈、郑之间，他提出了另一条出于东方的道路，据说是可以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杜预以郯、莒、徐夷来解释这里所说的东夷。郯在今山东郯城县，曹在今山东莒县，徐夷如前所说，在淮水下游。汉时临淮郡有徐县，唐时泗州有徐城县，皆在今江苏泗洪县，可能是徐夷的中心地点。如果这是一条南北大道，则由莒国北行就可达到齐国都城临淄。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用现在地理来说，由临淄旧址过穆陵关即可达到莒县。不过这条道路距召陵是太远了，由召陵到这条道路，中间似乎还有其他各种的困难，故齐桓公未能采用，而辕涛涂也因此而获罪。话虽如此，这条道路在春秋时确是另一条南北交通大道，只是因为僻在东方，未能和上述两条道路相提并论。晋国为了削弱楚国力量，扶持吴国，曾派申公巫臣使吴。申公巫臣本楚国的逃臣，为了扶持吴国以削弱楚，他就不能由中原前往，以免招致楚国的注意。因此之故，他假道于莒国①。莒国在鲁国正东。鲁、莒之间雄峙着蒙山。交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申公巫臣假道于莒，就必须先假道千齐。申公巫臣所走的这条道路正是辕涛涂向齐桓公所建议的循海道路。齐桓公如果走这条道路，那是由南趋北，申公巫臣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等到申公巫臣走到徐时，就可再循吴季札出使中原的道路，一直走到吴国。
这样南北的道路还应该一提经过丹阳和上雒一途。周人东迁，丰镐成了废墟，对于这条道的通塞曾有过影响，及秦人继起，这条道路就成为秦、楚两国间往来的大道。吴师入郢之役，秦军救楚，就由这条道路东南行。秦师至楚，先军于稷，后败吴师于军祥，遂顺道灭唐②。稷在今河南桐柏县东，军祥在今湖北随州市，唐则在随州市西北。这些地方都在郢的东北。秦军出此途，当系采取抄吴怀后路的策略，其后吴师虽取胜于雍滋，也不能不狼狈退走。稷于郢为东北，却在申国的东南。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市，其时已入楚为县。秦军能够到达此地，舍上雒一道，殆无由也。后来楚军也由这条道北上，以扩展土宇。其袭取蛮氏之役，即由丰析北出，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还威胁晋国的阴地大夫，说是“将通于少习以听命”①。菟和、仓野皆在上雒。壮预释少习，谓在商县武关；并说，楚国将大开武关道以伐晋。由于晋国完全满足楚国的要求，楚国未必就在这里修筑道路，但这条道路早已能够行军，那是无可置疑的。
这几条南北道路都在黄河以南，黄河以北，由于有关诸侯封国版图的扩张，道路也因之向北伸延。溯汾水北行的道路，以前仅至于霍太山。自魏绛推行和戎的策略②。晋国的疆土逐渐向北推广，达到了魏榆③、晋阳④、甚至达到霍人⑤。魏榆在今山西榆次市，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水西，霍人在今山西繁峙县。而晋阳实为晋卿赵氏极为重要的采地，它和晋国都城绛之间自有道路，以通往来。春秋末叶，赵鞅叛晋，后因韩、魏之请，归于晋阳，复由晋阳入于绛，与晋侯盟于公宫⑥，就是遵行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南段，一自河曲渡河，一越中条山，再南渡过黄河。这两条分歧道路，春秋时依然畅通。晋文公自秦返国，济河之后，围令狐入桑泉⑦。秦伯送公子雍入晋时，为晋人败于令狐，至于刳首⑧。令狐在今山西临猗县西，桑泉更在令狐之西。
刳首亦在令狐的西南。这几处都离河曲较远，似渡河的地方已移至河曲之北。其后，秦、晋为成时，本来预定就在令狐会盟，可是临时有了变化，秦伯不肯渡河，于是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普郤犫盟秦伯于河西①。王城在今陕西太荔县东，这就明白显示累次令狐之役，仍然都是由河曲渡过黄河的。秦穆公为了报晋国殽之役，济河伐晋，取王官及郊，自茅津渡河，殽骰尸而还②。王官在今山西旧虞乡县南，他是由河曲渡河的。茅津在今山西平陆县南，盖越过中条山，为黄河的律渡处。
在这两条歧路之外，还有另外两条分歧处。其一是由汾河入黄河以北龙门山南渡过黄河的。晋国的望山为梁山。梁山崩，晋君为之惴惴不安，举行大礼以祀禳③。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北。晋人渡河祀梁山，自然要从龙门经过的。秦、晋曾有彭衙之役④。此役之后，晋人接着夺取彭衙及汪⑤，晋人这样累次西征，都是由龙门渡河的。彭衙在今陕西白水县，澄城在今陕西澄城外，行军道路是由龙门渡河后，再向南行的。
另外一条岐出之路，是由晋都绛东南行，而达于南阳。周襄王避太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国的汜。晋文公为了勤王，乃行赂于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以启东道⑥。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在王屋山和析城山间。由绛东南行，经过这些山间，可以直到阳樊等地，也就是令河南济源县。这里位于太行山南，故谓之南阳。这条道路要较绕道于茅津，再往东行，是捷近的多了。
循汾、涑而行的南北大道之东的另一条南北大道，乃是在太行山之东。如前所说，远在殷商之世，这里是当时畿内之地，沙丘、巨桥皆在殷都之北。至迟到春秋末叶，这条道路已经向更北发展。春秋末叶，晋国荀、赵两家交恶，赵鞅率师伐荀寅所据的朝歌，荀寅奔邯郸，赵鞅因围邯郸，荀寅逐奔鲜虞。齐国国夏为了营救荀寅，率师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①。朝歌在今河南淇县。邯郸今为河北邯郸市。鲜虞在今河北定县。邢在今河北邢台市，任在今河北邢台市东北。栾在今河北元氏县东，鄗在今元氏县东南。逆畤或谓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南，疑其太远。盂的所在无考。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这八邑本为荀氏采地，故国夏一并夺取。这些战地，除逆畤、盂、壶口外，都应在由朝歌经殷虚北行的大道上。可以说，这条大道已经伸延到鲜虞了。
在这条道路之东，应该还有一条南北大道。齐桓公曾北伐山戎②，葵丘会后，周宰孔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③。可知山戎距齐较远。稍后，齐侯又与许男伐北戎，杜注谓北戎即山戎。据说这是因为山戎病燕的缘故。杜预以山戎即无终④。《管子》也曾经一再提到山戎，多与孤竹、令支并举⑤。西汉时，右北平郡有无终县，班固以为即故无终于国。辽西郡令支县，班固又谓其地有孤竹城⑥。汉无终县今为河北蓟县，汉令支县在今河北迁安县，皆在燕国之东，齐桓公如果举兵北伐，似嫌过远。杜预所注，以山戎即无终，盖因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之说。太原在汾水中游。如果无终之国在今河北蓟县，何能远至汾水中游为晋人所败北？这一族当系从事游牧生涯，故其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泛，而燕国适当其东西的冲要，因而就为其所骚扰。《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义》引《括地志》，谓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有燕留故城，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之地所筑之城。如果这样的说法确实无讹，则这条大道即是沟通燕、齐两国的，中间经过燕留故城。唐沧州长芦县在今河北沧州市，就是到现在，这里也是南北交通大道的枢纽。
东西交通话道路
这里论述春秋时期南北交通诸道路既竟，还须再略论当时东西交通诸道路。前文曾经论及通过周都雒邑的东西道路，这是当时东西道路主干道。在这条主干道的南北两侧，也还有几条道路，这里就逐一作出说明。
由于太行山呈南北走向，隔绝了东西，因而这一地区的东西道路就难免横越太行山。太行山虽高耸峻陡，晋国经营东阳，并未过分受阻。当时晋、齐两国并为大国，亦不时以兵戎相间，可知其间越太行山的道路还是畅通的。《国语·齐语》说：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郑公孙侨谓大夏为实沈所到国，晋国的封疆也在大夏的故地①，与晋国同封的虞国也在夏虚②，其地当在今山西西南部。《史记正义》以晋阳释之，殊为不辞。卑耳即辟耳，小司马谓在汉河东郡太阳县③，以今地来说，乃在山西平陆县。平陆为古虞国所在，也就是所谓的夏虚。封于虞国的虞仲为周章之弟，周章为太伯之后，已受封为吴侯。虞仲实因与吴国的关系而封于虞。故虞国得称为西吴。虞国和卑耳之山皆在今山西平陆，实属邻迩之间，且拘夏为卑耳之谿，卑耳西距西河亦非甚远。齐桓公若方舟设谿，乘桴济河，当在卑耳之西。白狄为从事游牧的族类，来往飘忽，靡有定所。晋文公曾与狄君田于渭滨④。此所谓狄君，即指白狄而言。文公与狄君所田的渭滨，近于西河，故齐桓公得以来此行加以征攘。《国语》所说“西服流沙西吴”，似流沙距西吴不远。然《史记》说涉流沙，却在登太行之前。两说虽难遽定，总在太行山的东西。或以雍州的流沙释之⑤，似属过远。这些地方的今地所在辨明之后，齐桓公究竟从何处横越太行山，却还有待斟酌。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卫本都朝歌，齐桓公时，卫为狄所逼，桓公为之徙于楚丘⑥。桓公西行，究在何年，未能确指。然楚丘与朝歌，东西相望，都在由齐国西行的道路上，宜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其后齐庄公伐晋，就是由朝歌入盂门，登太行，封少水⑦。盂门在今河南辉县西，少水为今沁水，沁水之西就近于晋都新田。
越过太行山的道路，还有经过壶口一途。前面已经指出，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入春秋以前，这是黎侯的疆土。赤狄潞氏强大，灭掉黎侯，壶口当为潞氏所控制。潞氏之国在今山西潞城县北。其后，晋荀林父灭潞氏。灭潞氏之时，曾相战于曲梁①。曲梁在今河北永年县。由潞氏之国至曲梁是要经过壶口的。潞氏被灭后，其故地即成为荀氏的禾邑。前文曾提到，齐国国夏为了解救荀氏的危难，曾出兵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这八邑皆荀氏采邑，荀氏为赵鞅所逼，失去本封，故国夏为荀氏复取之。壶口为太行山的隘道，潞氏当年即借这条隘道，控制太行山东西其所统辖的地区，潞氏既灭，荀氏也未能轻易放弃。晋国经营东阳，当是利用这条隘道。因为由晋国都城东行，经过这条隘道还是比较便捷的。由壶口西行，再经过位于现在山西沁县东南的断道②，就可以达到晋都新田。登上太行山的两条道路，壶口一途似较易行，故往来经过的亦较多。郑成公如晋，为晋人执于铜鞮③，就是走的这条道路。铜鞮在今山西沁县南，距断道很近。
由壶口东行，就是邯郸。邯郸在曲梁的西南。远在潞氏未灭之前，这里就已是交通的枢纽。邯郸东南有地名乾侯，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鲁昭公朝晋，就曾到过乾侯④。乾侯东北为冠氏。冠氏在今河北馆陶县。齐国曾为卫国举兵伐晋，进攻过冠氏，反为晋国所败①，可见这里是晋国防齐的要地。晋国也曾经几次进攻过齐国，其中就有从这一路出兵的。鞌之战，晋师从齐师于莘，战于鞌，入于丘舆②。莘在今山东莘县北，而莘县就在馆陶的东南。鞌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北。丘舆在今山东益都县界，距临淄已是很近了。其后晋中行偃伐齐之役，由于有鲁、卫两国参与，可能由濮阳一途出师。齐侯御之于平阴，晋军攻下邿及京兹，遂长驱至于临淄③。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都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京兹在今平阴县东南。盖平阴既克，临淄之途再无可守的险阻了。这样的行军道路，其实就是循着当时的交通大道的。
当时黄河之南也有两条东西大道。前面说过，齐桓公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曾经建议桓公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就是其中的一条。辕涛涂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恐怕齐兵北归时，出于陈、郑之间，资粮难于负担。因而，这条道路可能在陈国之南。齐桓公这次南征，起因是为了伐蔡。蔡国自应负荷所需的军糈。陈国在今河南淮阳县。蔡国在今河南上蔡县，位于陈国的西南。这条道路可能是通过蔡国东行的。由于郑国申侯的建议，齐桓公还是由陈、蔡之间北归。申侯认为东行的道路可能有些敌人，齐师已老，难于取胜。沿途的资粮也可能感到不足④。尤其是这条道路愈向东行，更多大泽，艰于行军⑤。辕涛涂所谓东夷，据杜预的解释，是郯、莒、徐夷。何休则谓乃指吴国而言。徐夷虽经周初对之用兵，并未大杀其威风，春秋时尚时时见称于诸侯间。吴国于春秋后期始得脐于大国之列，齐桓公时似尚未多见凿及。桓公即使欲观兵东夷，恐亦不肯道及吴人。当时徐夷仍据有淮水下游，所谓东夷当如杜预所说，以徐夷为主，则这条东西道路当是由蔡国或其附近东行，至于淮水的下游。
另外一条东西的道路，乃在长江以北。当时南方的大国，楚国之外还数得上吴国。楚、吴两国虽分据长江的中游和下游，由于九江附近江水的浩淼，水上交通几乎难以利用。这两国的往来只好舍舟就陆，这就构成了又一条东西的道路。楚、吴两国间发生的战争及其行军路线，就是具体的说明。楚子重伐吴之役，曾克鸠山，至于衡山①。鸠山在今安徽芜湖市东南，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市，皆已深入吴国境内。鸠兹近江，楚师是否沿江而下，或取其他道路，史文简略，已难知其究竟。其后楚国邀秦国共同起兵侵吴，到达雩娄，听说吴国有备，半途折返②。雩娄在今河南商城县东。其地距长江已远，楚军不得乘舟沿江而下。再后又有鸡父之役。这次战役起因于吴国的伐州来。楚国为了救援州来，与吴国战于钟离，楚军败北，吴军追及于鸡父，遂大败楚师③。州来在今安徽凤台县，钟离在今安徽风阳县东，皆近于淮水。鸡父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几处地方皆距长江过远，楚军自是由陆路东行。后来柏举之役，楚师大败，吴军因得入郢④。柏举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已是深入楚境了。就在柏举之战以前，楚、吴两国还有一次交兵，显示出其间行军的道路。这次争战是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楚师一部前进至夏汭，另一部为吴师败于鹊岸。夏汭在今安徽寿县附近淮水岸边，鹊岸在今安徽舒城县。这次战役由于吴师有备，楚国无功而还，留军待命于巢和雩娄以备吴①。雩娄已见前文，巢则在今安徽巢县。在这些战役中，有些战地由于争取有利形势，可能稍稍离开当时交通大道。如果除去这样一些因素，这条东西道路，可能由吴国的国都出发，经过鸠兹，渡过长江，再经过巢，雩娄、柏举等地，而西至于楚国都城郢。
水上交通和运河
像长江这样的水上交通，吴、楚两国都不易加以利用，说明尚有困难难以克服。长江是当时最大的河流，江水浩淼，舟行不易，也确实是事实。其他河流的水上交通，还是时有所闻的。秦、晋两国分据黄河的东西，两国之间的交通就曾经利用过黄河，不仅利用黄河，还曾利用过渭水和汾水。秦穆公时，晋国荐饥，乞籴于秦。秦国输粟，自雍及绛相继，称为“汎舟之役”②。雍为秦都，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绛为晋都，在今山西翼城县南。雍在渭水之北。绛在汾水支流浍水旁。这次汎舟之役是由今陕西宝鸡县浮渭东行，至今潼关县，再溯黄河而上，入于汾水。浍水流量不大，可能不能行舟。然粮船得达今山西侯马市，距绛已经很近。今侯马市为晋国的新田，晋国的都城后来就由绛迁于新田。
就是黄河下游也有舟楫之利。《诗·卫风·新台·序》说： “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正义》解释说：“此诗伋妻盖自齐始来，未至于卫，而公闻其美，恐不从己，故使人于河上为新台，待其至于河，而因台所以要之耳”。这虽是一宗丑事，却由此可以看到卫、齐两国间的黄河在交通方面的作用。齐国西境至于河，这是齐人曾经自诩的盛事①。卫宣公时，卫国尚都于朝歌。则由朝歌乘舟起碇，就可以抵达齐境了。
由于水道交通的便利，春秋时人不仅利用自然河流，还进一步开凿运河，谋求交通有更多的发展。最早开凿运河的是楚国。楚庄王时，孙叔敖就已经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②。楚灵王也在郢都附近开渠通漕③。后来，伍子肯也在云梦泽畔开渠，就是所谓子胥渎④。伍子胥不仅在云梦泽畔开渠，还开渠于吴国的境内⑤。吴国地处三江五湖之间，和云梦泽畔相仿佛，都是便于开渠引水的。不过这些渠道都很短促，虽有一定的作用，却都不十分显著。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其影响就不是那些小渠道所可比拟的。邗沟由邗城修起，沟通江淮之间⑥。邗城在今江苏扬州市。这条运河中间经过射阳湖，至末口入淮”⑦。末口在今江苏淮安县北。邗沟的开凿使长江和淮水两大水系能够沟通，这是值得称道的大事。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邗沟之后，进而又开凿菏水，这是当时所谓商鲁之间的深沟①。所谓商鲁之间，其实就是宋国和鲁国之间。这条菏水是由陶引济水东流，合于沂水，沂水也就是泗水。济水本是和黄河有关的，可以说是从黄河分流出来的。泗水为淮水支流，下游入于淮水。由于邗沟的开凿，江淮二水有所联系。菏水的开凿，不仅联系了济水和淮水，实际上是使当时所谓四渎，即江、淮、河、济，都能够联系在一起，其意义自是十分重大的，也应该是交通道路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②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① 《左传》僖公元年。
② 《左传》僖公四年。
③ 《左传》襄公十六年。
④ 《左传》成公六年。
① 《左传》成公八年。
② 《左传》僖公四年。
① 《左传》成公八年。
② 《左传》定公五年。
① 《左传》哀公四年。
② 《左传》襄公四年。
③ 《左传》昭公八年。
④ 《左传》定公十三年。
⑤ 《左传》襄公十年。
⑥ 《左传》定公十三年。
⑦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⑧ 《左传》文公七年。
① 《左传》成公十一年。
② 《左传》文公三年。
③ 《左传》成公五年。
④
⑤ 《左传》文公二年。
⑥ 《国语·晋语四》。
① 《左传》哀公四年。
② 《春秋》庄公三十年。
③ 《左传》僖公九年。
④ 《左传》昭公元年·注。
⑤ 《管子·大小匡·轻重甲》诸篇。
⑥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① 《左传》昭公元年。
② 《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③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④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⑤ 《国语·齐语》韦昭注。
⑥ 《左传》僖公二年。
⑦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① 《左传》宣公十五年。
② 《左传》宣公十七年。
③ 《左传》成公九年。
④ 《左传》哀公十五年。
①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② 《左传》成公二年。
③ 《左传》襄公十八年。
④ 《左传》僖公四年。
⑤ 《公羊传》僖公四年。
① 《左传》襄公三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③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④ 《左传》定公四年。
① 《左传》昭公五年。
② 《左传》僖公十三年。
① 《左传》僖公四年。
② 《史记》卷一一《循吏·叔孙通传》引 《皇览》。
③ 《水经·沔水注》
④ 《水经·沔水注》。
⑤ 胡渭《禹贡锥指》引韩邦宪《广通坝考》。
⑥ 《左传》哀公九年。
⑦ 《左传》哀公九年杜注。
① 《国语·吴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