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开皇元年，杨坚刚做了皇帝，就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在朝廷废除北周模仿《周礼》所建立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吏、礼、兵、都官（刑）、度支（民）、工等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制度，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因为同时几个宰相执政，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以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开皇三年（583），在地方职官方面，又采纳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把齐、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于是，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 “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废去郡一级机构，裁减了冗员，节省了国家开支，加强了统治机器。
开皇元年与三年，隋文帝先后两次派高颎、郑译、杨素与苏威、牛弘等人修订齐、周以来的法律。修订成的新律就是《开皇律》。《开皇律》与前代法律相比，有不少进步的地方。例如“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不仅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法，而且还准许有冤者上诉。律文规定：“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第二次修订的结果，又前进了一步，“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同时还规定：“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由此可见，《开皇律》比前代的法律对人民的压迫是有所减轻的。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尽管它较《北齐律》有所进步，但它的阶级实质是依然如故的。例如，“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所定“十恶之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正是从各方面维护封建秩序，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反之，统治阶级则有各种特权。例如，凡在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之科的皇亲国戚、勋臣，还有七品以上官员，犯罪者都可以“例减一等”。九品以上官员犯罪者可以铜赎罪。更为甚者，是统治者可以抛开法律条文，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隋文帝不仅根据自己的喜怒每于殿廷打人、杀人，甚至还规定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或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死。可见，隋朝的法律所表现的阶级压迫也是极为残酷的。
从开皇元年开始，隋文帝、隋炀帝曾经三次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均田的办法，大抵沿袭北齐。按照这种办法，农民虽然受田不足，而官僚地主却能占永业田多者一百顷，少者四十亩。不过，这种制度多少也可使无地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欲望稍稍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按北周制度，民年十八岁成丁，今改为二十一岁成丁，开始服役的时间推迟了三年。北周丁男每年服役一月，今改为二十天。调绢一匹原来是四丈，现改为二丈，减少了一半。开皇十年（590），又规定民年五十岁者，可以庸代役。减少农民赋役的负担，既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朝廷对地主豪强争夺劳动人手。
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为了增加赋役的来源，从事户口整顿。南北朝时，豪强地主把大量的朝廷编户变为依附佃客，还有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的负担，诈老诈小，使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山东地区，特别严重。因此，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就是朝廷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出有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保长、里正都要流徙远方，并鼓励民户互相检举。结果，朝廷的户籍当年就增加了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余口。
另外，还根据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就是朝廷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每年正月，地方官负责在乡里挨户依照标准定等，当作征发差役、确定税额等的依据。这样，不仅使户籍制度更加完善，同时也使一些脱籍逃亡的农民加入朝廷的户籍，从而扩大了国家赋役的来源。
其他方面，隋文帝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和巩固隋朝政权。
开皇三年，为了从经济上充实都城长安，从河东与中原一带向长安大量运米，并在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输，把关东、汾晋一带的粮食陆续运到长安。由于渭水沙多，深浅不常，影响潼关至长安的运粮，隋文帝又于开皇四年（584）利用渭水开广通渠三百余里，更加方便了粮食的运输。
开皇五年（585），隋廷又在各地设置义仓。就是要百姓与军人都要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后来，关中大旱，关东水灾，义仓都发挥了赈济的作用。
隋朝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社会经济，使隋朝很快富强起来。
统一全国
与此相反，正当隋朝日益富强的时候，陈朝则每况愈下，正在走向衰亡。
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陈叔宝。由于他荒淫奢侈，无所作为，所以：“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这样，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以致民不聊生，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本来，从东晋到宋、齐、梁、陈，以陈的疆域最小，再加上政治腐败，对农民的剥削严重，迫使农民大量破产，脱离朝廷户籍，所以，朝廷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到陈亡时则只有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可见陈朝已经是一片没落气象了。
实现全国统一，是历史前进的要求。根据隋与陈的实际情况对比，隋灭陈是必然的。
隋在灭陈之前，先统一了后梁。后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衍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后梁皇帝萧琮至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
开皇八年（588）十月，隋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又告统一了。
隋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晋以后，分裂局面的出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结果。所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对立，包含着民族矛盾的内容。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以后，在先进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必然要与先进的民族组合在一起。西晋灭亡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方式，由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很快地进入封建社会。在这种封建化的过程中，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逐步与汉族接近而一致。这样一来，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民族矛盾也就随之而不存在了。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候，南方人民支持南朝政权包含着反对民族压迫的意义。随着民族矛盾的消失，南朝政权又日益腐败，阶级矛盾逐步激化，致使南方人民不再支持南朝政权。这就意味着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唐朝初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南史》与《北史》，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进行统一。李延寿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不难看出，李大师、李延寿撰史的动机，首先是要消除南北的互相歧视，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其次是从体例上消除各个断代史只有局部，没有整体的缺点。存在决定意识，这正是人们从思想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反映。
长期以来，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隋朝政权的巩固与强大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利用这种条件，进行各种改革，使隋朝在政治上强于南方，军事上超过南方，形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必然之势。由此可见，隋的统一，是隋文帝在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人为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