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 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等，∩婕澳谌菁?悖???贾ぃ?交岬胤教?唷Ｓ*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 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 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
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从诗看史”，而且更上一层楼，又能“引史证诗”，对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诗篇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加以分析，不仅对唐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确凿的论证，而且对唐代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新乐府”的体裁、“古文”与“小说”的关系等，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也是陈寅恪研究唐史的一大成果。书中的批注之语都是他研读两《唐书》的心得，虽多为寥寥数语，却能以小见大，显出真知灼见。批注的内容还十分广泛，除文字校误、史实考订、人物评价、旧说辨证等方面外，对产生历史现象的一些社会经济根源也多有涉及，如在财政收入、估价、水运、转输、义仓、赋役、外贸、盐茶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每每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或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岑仲勉的研究成果
岑仲勉是史学界一位成果累累的专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献学、中外交通史和史地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成绩斐然，尤其是对隋唐史及隋唐文献的研究多有创见，成就最大。《隋唐史》为岑仲勉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全面论述了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叙述各种问题时，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在史事的编排上，凡有时序或重点可依循的，仍按先后叙述，并补通史所略，例如北周、北齐相争，都交结突厥；突厥可汗摄图为北周复仇，几路兵马并进，隋文帝疲于奔命；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加速隋朝的灭亡；突厥可汗颉利被擒，开创唐太宗之大业，等等，都与突厥的活动有关。如果仅立突厥一节来叙述突厥之事，就无法说明某个时代彼此之间的联系。书中还特别重视对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进行研究，如在《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一节中，就专门以当时的世界史为背景来论述隋朝的丝绸贸易问题。又以突厥而言，其所得北周、北齐每年馈送的丝绸，不适合自己使用，便要谋取专利而转卖给波斯，波斯不应，又远求之于东罗马，于是发生了突厥、波斯之间的战争。书中的注释尤多精辟之处，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的见解主张，则既有剖析辩驳，也有独抒己见，如在《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一节的有关注释中，针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萧颖士等数人之倡导及‘安史变乱之刺激反应”的说法，认为这“非特无视唐人之公论”，“亦极忽视历史之时间性”，于是详加辨正，一一指陈。又如《牛李之李指宗闵、李德裕无党》一节的注释文字竟超过正文，力证传统说法的错误，缕述个人独特的观点。《唐史余沈》是岑仲勉研究考证唐史的一部力作。书中研讨的范围，除正史外，还包括杂史、金石、诗文以及近代新发现的各种史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依据别史来补充正史；依据正史来考证别史；依据唐史来考论唐朝有关制度，如“守”条专谈兼官守官，“唐史中之望与贯”条撮录两《唐书》中郡望、籍贯交相互见的记载，用来说明望与贯的逐渐分离；依据唐史来考证它书之误，如“杨仲宣条”纠正《唐文粹》中年号的错误，辨正诗文中典故沿袭的讹误，如“司空见惯”条关于苏州刺史问题；驳斥吴缜、钱大昕等人旧说的错误。严密考订，相互印证，立论确凿，既廓清了许多史事上的旧错误，又发掘出不少史料的新价值。《府兵制度研究》是岑仲勉研究北魏至隋唐时期兵制的专著，在第一章中对唐长孺的南北同源说提出质疑；在第二章中总述了西魏府兵制，立国初期的军队编制和北魏没什么区别，但是只就西魏来说，“兵农各籍”还是真的；在第三章中论证了东魏也实行府兵制，而北齐不是兵农合一；在第四章中论证了八丁兵和府兵制无关，强调府兵编入民籍这件事是隋朝府兵的重大变革，考证隋朝的强盛是因为依靠了府兵；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府兵的最高领导、直系官制、征发差遣及折冲府数目等一些问题；在第六章中对府兵制与西周东周、契丹和蒙古兵制进行比较，并论述了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在第七章中指出唐朝募兵制盛行，府兵便完全被替代；在第八章中指出中唐人和宋朝人所认为的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乃是一种错觉，同时论述了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与废除府兵有无关系的问题；在第九章中对府兵制作了总的评价。
岑仲勉曾对古代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历时甚久，获得两大成果：《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前者是把古代史籍、文集、杂著、笔记和碑志中有关突厥的资料一一摘录出来，按系年先后和类别编排，运用突厥文物与资料互证的方法，详尽考释突厥时代的史事、人物和地理，以及突厥与隋唐王朝的相互关系等。另外，还附录论文十五篇，除其他人译的两篇外，其余都是他本人多年研究突厥史的学术成果，如在《突厥各朝传略》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突厥的种族起源及其各个时代的历史；又如在《敕勒与铁勒、高车与回纥之别》一文中指出铁勒是通名，高车、敕勒充其量只能是铁勒的一部分，而回纥对高车只是一时臣属，高车不是回纥的祖先。后者是补正冯承钧翻译法国学者沙畹所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关于中文资料部分的缺略，把中国史书，碑志中涉及西突厥的时间性资料，除去《隋书》、《通典》及两《唐书》中的西突厥专传外，都一一采录，编附于适当的或相近的年份；补缺部分遇有疑难的地方，便就所见附加考证，而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则别作专文探讨，例如在《西突厥以何时分立》一文中考定西突厥的完全分立，应以隋炀帝大业六、七年间的射匮可汗继位之时为标准，而沙畹认为的东、西突厥之分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土门可汗、室点密可汗之时开始，以及政治分立在公元582年摄图可汗之时完成，则是不妥当的说法。这两部专著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研究突厥史学者的重视，称誉他对中国的突厥史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岑仲勉致力最勤、造诣最深、成绩最大的还是对隋唐史事的研究及文献整理上。《元和姓纂四校记》是一部有着很高学术价值的唐史研究工具书，是岑仲勉在四库馆臣、孙星衍、罗振玉对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已作了三次校订的基础上，再作第四次校订而成的。全书近二百万字，洋洋大观，博采年谱碑志典籍，征引各家考证，进行刊误、拾遗、正本、辨误四个方面的深入细致的校订增补，为唐史及谱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文献。《隋书求是》是一部工具性质的资料著述。先对《隋书》85卷中的各种错误按照顺序逐条进行校正，考订的文字长则上千，短则三五句。其次，对《隋书》传中未见诸人，以碑志为据，撮录成七个人的事略。再次，是把隋朝的三百四十四个州郡编列成表，依时间先后填记刺史太守的姓名和任免，兼有考订。最后是辑录隋朝石刻目录。《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是一部考史之作，“侧重在比事方面”，即用有关的典籍文献、碑刻文字与《资治通鉴》的隋唐纪部分进行“比读”勘验，以订正《通鉴》原文的讹误，主要集中在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如遇不能断定的问题，则审慎地只记异同。可以作为研读隋唐史的参考之用。唐人写作诗文，都喜欢用行第相称，这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习惯，可对后人来说却是很费思量的事，往往会导致对诗文的误读误解。所以，岑仲勉穷二十多年之心力，从《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唐人文集、笔记以及敦煌文书、出土墓志中辑录出使用行第称呼的例子，并对其行辈、官职、经历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探求考索，作成一部深受唐代文史研究者所欢迎的必备工具书——《唐人行第录》。另外，岑仲勉还有两部主要利用石刻资料考证唐史的学术专集——《金石论丛》和《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前者由《金石证史》，《贞石证史》、《读贞石证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等二十一篇考证文章组成，解决了唐史研究中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后者包括正篇《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一种及附录《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三种，对有关的唐代石刻文献及史籍文献所作的订误、补缺、考异、释疑，多超出了前人的研究，创获甚丰。岑仲勉在对隋唐文献的研究考证上，“虽间或有琐碎繁杂的弊端，可商之处亦不少”，但是，“国内外的史学评论都以先生（岑仲勉）著作材料的丰富，以及考证的缜密而感到获益不浅”。
吕思勉、向达、金毓黻等对隋唐史的研究
吕思勉通读二十四史三遍，具有非常深厚的史学修养，所以，很早就写了一部高水平的《白话本国史》，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写出另一部《中国通史》。这两部书都设专门章节论述隋唐历史，而且有些论点对史学界的影响很大，如认为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与此前的全盛时有显著的不同，于是把秦以前称为“上古”，唐朝全盛时期以前称为“中古”，安史之乱以后称为“近古”。后来他又用十年精力写就《隋唐五代史》。此书上册为政治史，叙述了隋朝兴亡，分析了唐朝盛世的因果，说明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变化，同时对重要人物作了评述。下册叙述社会组织、等级、人民生计、实业、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以及学术、宗教等内容，资料十分丰富。如有关各种制度的史料原来很分散，经过一番搜集、排比和考订，就具有了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书中除了分析促成隋唐时期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原因以外，也注意君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并能运用比较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贤主”像隋文帝、唐太宗等，也是具有两面性的。另外，吕思勉还写下了大量的读史札记，总汇为《吕思勉读史札记》，以甲、乙、丙、丁、戊分次。丁帙《隋唐以下》含读《隋书》、两《唐书》等史籍的心得若干条，戊帙《通代》也有论及隋唐史的。其中所论，多有新见，如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条中说：“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这里用人种族别来解释隋唐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问题，就是颇为新颖的见解。
向达对于唐代中外文化关系，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文献典籍以及敦煌文书等方面都有研究，其研究成果大致汇编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在这本学术论文集里，除了少部分论著是关于佛教石刻及目录学的以外，大部分是有关唐史的，既有论述唐朝与西域地区的交通及文化关系的文章，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也有研究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章，提出了很少为人注意的南诏史上与民族、文化及史料有关的一些问题；还有关于唐代胡乐、佛曲和俗讲、变文等方面的文章，则属于开创性研究。集子里的文章，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独具创见，至今仍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向达对唐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有很大贡献。《记现存的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一文，对各种版本的流传演变作了系统〉目际停???玫乩?谜獠抗偶?醋鲇泄匮芯刻峁┝艘谰荨！堵?樾Ｗⅰ肥窃诙阅馅?纷髁艘幌盗醒芯恐?笳?矶?傻*，除对唐人樊绰记述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南诏历史的《蛮书》本文作了精密的校勘注释外，还附录了有关南诏的其他文献资料，制成有关南诏的大事年表和三幅地图，成为今天研究南诏史以至云南古代史地必备的参考书。
金毓黻著有《中国史学史》一书，其中有关唐代史学的专章论述，以及另外发表的关于唐朝修史制度和刘知幾《史通》的专篇论文，都是研究唐代史学的重要成果。而他在古代东北史地和唐朝东北少数民族及所建地方政权的研究上，更负盛名。
渤海国是唐至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因史料贫乏，难以展开研究。民国建立以后，在东北地区发现和发掘出一批渤海国的遗物和遗址，给了解渤海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也使沉寂千年之久的渤海国史研究活跃起来。在中外学者取得廓清渤海国史迷雾的探索性成果时，金毓黻推出了后来居上的重大成果——《渤海国志长编》。“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出版，对于渤海国族的研究，可说已登峰造极，所引我国书籍八十六种，朝鲜书十三种，日本书三十九种，确是一部伟著，只是体例上考证上还不免有可议之处，而史料的搜辑上还不免有疏漏的地方”。此后，金毓黻对渤海国史的研究仍在继续，并结合新出资料作进一步探讨，学术价值显著提高，为研究唐代民族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前代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将隋唐史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时期，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全面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包括隋唐史在内的古代史发展规律及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今天看来，尽管其中有个别问题的论述还欠妥当，但对问题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至于那些正确的论断，则对此后深入研究隋唐历史问题有着积极影响。
贺昌群的隋唐史研究，早年主要集中在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上，发表论著十余篇。后来转向包括隋唐二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前期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有专著两种。他认为从汉武帝到唐玄宗的九百年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一条红线贯穿着，是公田制即封建国有土地制占主导地位，均田、屯田、占田、名田、限田等田制、田令的规定，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时期的兵制、赋税也和封建国有土地制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上层建筑——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无论直接间接也都脱离不了国有土地制这个支配力量的影响。这段时期各朝代的历史发展虽有差异，但封建国有土地形式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两税法的施行逐渐改变或缩小了它的形态。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都不是唐朝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隋的一个长时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而三者的形成都以生产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为其枢纽。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土地所有制作理论分析和综合研究，突破了以往诠释史料式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对隋唐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汪篯毕生从事隋唐史的研究，多有建树，而《汪篯隋唐史论稿》就是他有关隋唐史的文稿和札记的结集。其中的《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推定唐玄宗天宝时期全国的实际耕地面积，大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这一说法比较接近历史实际，已被史学界所采用。他的另一研究成果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把唐太宗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放在隋末唐初社会的大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评述，并根据时事形势论述了贞观之治的由来。史论结合得很好，对唐初政治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唐长孺对唐史研究的贡献，以军事制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条理不清，史实也不相符。事实上，彍骑在唐朝兵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方镇的士兵来源于“健儿长住边军”。唐长孺解决了这个长期不清楚的问题。他认为《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并不全部正确，也多缺略”，于是按照《新唐书·兵志》的顺序而援引其原文，一是找出兵志的史料来源，勘对其间的差异；二是根据原始的资料，纠正兵志的错误。如《新唐书·兵志》记：武德“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他在《唐书兵志笺证》中先笺出《唐会要》的《京城诸军》条：武德“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及《通典》的《将军总叙》条：武德 “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然后指出《通典》的“纪年与《兵志》，《会要》不合”。再引用《资治通鉴》武德六年二月所记“废参旗等十二军”，武德八年四月所记“复置十二军”，同时考辨说：“四月甲子朔，无辛亥。五月甲午朔，辛亥则十八日也。《通鉴》辛亥上脱五月二字，与《会要》纪年相同。”则《通典》所记“七年”是错误的。又考证说：“五年正当刘黑闼起事，山东大扰，至六年正月始平，安得谓天下已定。”由此可知《通典》所记“五年”也是错误的。全书既笺注兵志的史源，也辨证史料的错误，还补其疏略，从而以资料丰富，考订翔实，成为阅读《新唐书·兵志》和研究唐朝军事制度必备的学术参考书。此外，《山居存稿》汇集了多篇他有关隋唐史研究的精心之作。
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资料丰富，论据翔实。又因晚出，可以尽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史料。所以，这部专著既代表着个人对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有许多好的见解，如认为均田和府兵两种制度未在南方出现，只能在北方形成，因它们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地区，将其原有的村社残余带到北方，出现了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这对隋唐均田制、府兵制的研究极有学术参考价值。这部专著在写作上还有一显著特点，就是以注文的形式征引丰富的资料，作为叙事的依据，而且引录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特别多，有不少注文与正文的篇幅几乎相当，如第三章第二节《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的注文，引用的材料就多达一万余字。另外，全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隋唐五代的文化思想及文学艺术，这也是高出其他同类著作的地方。
《唐律疏议》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承前启后，影响深远，不仅是研究唐史必须稽考的文献，而且国际上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还把它与《罗马法》相提并论，从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研究课题。杨廷福研究唐史多年，颇多创获，所撰《唐律初探》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史论结合地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一大成果。书中所论，既有对旧问题的重新研究，也有对新课题的独到探索。如历来认为《唐律疏议》是对高宗永徽四年修撰的《永徽律》的律疏，可日本学者先是提出怀疑和否定的论断，后又进一步考定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新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 “此说曾轰动了国际的历史学界”，而中国学者也颇“附和之”，“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于是，杨廷福在本书《〈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章中，先详细罗列日本学者的论据论点及考证经过，尔后征引大量史料，进行细密的考证，对其作了一一驳正，仍“考定其为《永徽律疏》”，令人信服。另外对唐律反映的阶级关系和对法律产生于皇权、司法隶属于行政、法律与伦理结合、礼治与法治互为表里，家族法并入法律体系、司法官责任制度等唐朝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入探讨上，以及在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对唐朝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社会性所作的阐述上，都包含着新的见解。《唐律初探》是对唐律深入研究的结果，为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谷霁光对古代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事的探索，也有对制度的考释，主要反映在《史林漫拾》这部论文集中。其中又以隋唐兵制的研究最为突出。他早年即撰有《唐折冲府考校补》一书，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墓志等石刻资料校补前人考证折冲府之未备，并附以总结性的“折冲府志略”，受到好评。而《府兵制度考释》，是以三十年的功夫研究北朝隋唐府兵制的重大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府兵制的由来、演变、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 “这是一本好书，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分析细致深入，处处有新义”。如对府兵制的渊源问题、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问题的看法，要比陈寅恪的意见更全面。对唐朝府兵制演变的勾画也十分清晰，太宗贞观十年以后进入全盛时期，高宗、武则天以后趋于破坏，到玄宗开元元年为第一阶段，天宝八年前为第二阶段，此后名存实亡达三十年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对进一步研究唐朝兵制是很有帮助的。对兵农合一、折冲府数目、折冲府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府兵制是不是唯一的兵制和府兵是不是唯一的禁军，唐朝府兵制对宋朝兵制的影响等问题所作的探讨，也都有明确而独到的见解。另外，“书中对府兵制度提出了一些可供讨论的新问题”，如军府上面冠以地名，本来是很细小的问题，可是从它的演变中却能窥见到，那原是防守冲要的驻屯军队，逐渐变成了随时能够调遣的常备军，又进而构成为经常性的封建军事学校。这对进一步研究隋唐兵制，既是新的启示，也是新的问题。韩国磐的隋唐史研究范围很广泛，举凡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关系史、农民战争史、文化交流史、文学艺术史以及敦煌学都有涉及，发表的论著也很多。《隋唐五代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即其数十年间研究隋唐五代史的主要成果，还有几部专论性的研究著作。这些论著既有对一般史实的清晰叙述，也有对重点问题的深入探讨，资料丰富，立论翔实，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
史念海对隋唐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
隋唐历史地理是史念海进行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了校理两《唐书》地理志的论著，为阅读和利用唐代地理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之后，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且多创见。如在《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指出关中地区在人口、军队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下，粮食的消费与日俱增，但调运粮食又很艰难，因而唐朝廷便大力兴修水利，力求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又注意在西北边地屯田，以解决军需，由此缓和粮食的供应问题。随后指
出黄河中下游在隋朝和唐朝中期以前担负着接济关中粮食的重要任务，因此，隋唐统治者很注意发展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建造水利设施，开凿运输通道，使之日益富庶起来。于是到了天宝初年，各道粮食的储备就大为增加，从而为唐朝的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又如在《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农业在前期虽有所发展，但仍比不上北方地区，至天宝后，从人口的增加和水利兴建的进步上显示出江南农业生产有了快速发展。另外，他撰文指出隋朝和唐朝前期的关中以东地区农业发达，经济富庶，而陇右的半农半牧地区可以养马，作为军用，这样好的两大地区列置在都城长安的东西，好似朝廷的左右臂，所以能够获得强盛太平；安史之乱以后，关中以东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则可替代它，而朝廷的左臂尚在；陇右半农半牧地区的丧失，却使得朝廷缺了条右臂，自然会导致唐朝国力大大减弱。这都是从隋唐历史地理的具体变化来论证问题，辨析精审，很有说服力。此外，对唐代的社会及文化，史念海也有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