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元老

范质（911 —964），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西南）人。后唐长兴四年（933）进士，入仕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推官，升为封丘县（今属河南）令。后晋初任监察御史、节度从事，开运元年（944）任翰林学士。开运三年契丹灭后晋，后晋出帝对当值的翰林学士范质说：“卿为我草奏具言之，庶几活我子母。”范质为之撰降表。后汉初任户部侍郎，乾祐三年（950）在枢密使郭威的推荐下升任枢密副使，成为郭威的心腹。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升为宰相。同年冬，北汉联合辽军进攻后周，郭威派王峻出征抗击，王峻在奏章中称：“今朝中受圣知者，惟李璟、范质而已。”说明范质确是郭威的心腹。广顺三年二月，王峻坚持要求罢免范质的相职而代以他人，终于引发了王峻和郭威的矛盾，王峻随后被罢相。其时首相虽仍是四朝元老中书令冯道，但冯道老成持重，从不争权；范质虽任次相，却是主要掌权者。显德元年（954）春，郭威死，养子柴荣即位。随后首相冯道死，范质升为首相后又兼参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政大权。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柴荣病危时，“召范质等入受顾命”，以首相范质为首的顾命大臣，辅佐世宗长子年仅7岁的梁王柴宗训（恭帝）即位，封萧国公。次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军联合入侵时，宰相范质未加细察即匆忙派赵匡胤率军抗击，为赵匡胤发动兵变提供了机会。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至陈桥驿时，发动兵变。率军返回首都开封时，“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深悔自己不察赵匡胤奸谋而导致后周的灭亡，有负世宗托付的顾命之责。当赵匡胤进城回殿前司公署后，赵匡胤的“将士拥（范）质等俱至”殿前司公署内，面对如狼似虎的将士，范质进行着最后挽救后周政权的努力，以期待赵匡胤回心转意，因而当面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赵匡胤 “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赵匡胤事先安排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举刃拟质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假装“叱之”，而罗彦瓌“不退”。范“质知势不可遏”，看出赵匡胤对帝位志在必得，范质虽有志恢复后周，但已回天乏力，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避免后周取代后汉时，后汉嗣君刘贇（湘阴公）被郭威派人杀害惨剧的重演。遂提出事情既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但也不要太匆忙废后周建立新皇朝，可以举行禅位之礼，“因具陈之”，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接着进一步说：“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周）太后如母，养少主（周恭帝）如子，无负先帝旧恩”，赵匡胤只得“挥涕许诺”。范质始终只以当时对中高级军官的尊称“太尉”称赵匡胤，不仅“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只是在赵匡胤已允诺他提出的条件之后，而且是在早已暗中投靠赵匡胤的次相“王溥先拜”后，范“质不得已从之”。

赵匡胤之所以力争首相范质的支持，因为争取后周有威望的宰相支持他是至关重要的。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第一次自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兵变回京后，因为得不到首相冯道的支持，未能立即代汉建周，只得议立刘贇为汉帝而自任监国。后又乘出兵北上抗辽之机，不得不在澶州再次发动兵变，裂黄旗以被身，兵回首都，才废后汉建立后周，后又派人杀死刘贇。

北宋开国首相

范质在赵匡胤同意他的意见之后，率百官成礼，赵匡胤得以顺利地建立宋朝。在为开国元勋及亲信升官进爵之后，范质的宰相官衔也由同平章事升为侍中，成为北宋前期七位最高相衔“侍中”的第一人。赵匡胤继续任命原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为宋朝的开国宰相，并尽可能不变动后周官员的职务。赵匡胤深知自己由于后周世宗的重用，在短短的六七年间，从列校提升为殿前司禁军最高长官之后夺取皇位的，为许多资历高于自己或与己相近的文武官员们所不服，而三代元老范质及其他后周的宰相、枢密使的支持，非常有利于宋政权的稳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赵匡胤建立宋政权后，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但是，这决不是赵匡胤对范质等旧相的完全信任，而是赵匡胤心腹文职人员的名望实在太低，无法直接提升为执政官，更不用说是宰相。因此，在升遣范质等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使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后封鲁国公。当赵匡胤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等后周宿将后，立即将心腹赵普提升为枢密副使，范质也“适时”地建议重用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

赵匡胤对仍以后周的宰相、元老范质等人执政的状况内心不满，采取措施打击范质等人的威望。有的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范）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由是奏御寝多，始废坐论之礼”。似乎是因范质等宰相上朝忙于奏请，没有时间回坐位而废宰相坐论之礼，此事始见于王曾的记载，而为宋时纂修的《国史》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纳，其实都是为尊者讳的写法。邵博的记载似更可信：“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范质等人知道已到非坚辞相位不可的时候了，当乾德二年（964）正月辞相对，赵匡胤非但没有挽留，而是匆忙地将留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54岁。虽然“终（范）质之世，（后周）太后、少主皆无恙”，但范质自感有愧于后周世宗遗命辅佐少主的重托，《宋史》称范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

子范旻，开宝四年（971）任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兼水陆转运使时，南汉旧臣邓存忠率众反宋，范旻守城达七十余日。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归地”后任为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治理吴越国旧土。次年初宋太宗亲征北汉，范旻改任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事，负责财政事务。太平兴国五年，“坐受人请求擅市竹木入官”，事与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府有某种关系，因而受到宋太宗的严惩，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司户，改移唐州（今河南唐河），死于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