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了解世界文化知识是当前许多人的迫切需要和兴趣所在，当读到书评“世界历史研究的可喜成果——《世界文化史纲》评价”后，很想读到由苏振兴先生著的这部《世界文化史纲》，因为该书被评价道： “对世界文化和许多重要理论、重大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在体例、结构和资料上，有重大突破，把国内世界文化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03年第1期，原载《衡水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苏振兴著：《世界文化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由于几次去书店没见到此书，经辗转周折才买到一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时间阅读，发现其中有大量的问题和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使我失去仔细阅读的兴致，转而把时间用来写这篇短文，以期对世界文化知识感兴趣的其他读者起到警示作用。
一、此书存在许多史实和常识性的错误。在此仅就基督教一节中的明显错误依页码顺序列出几条：
1、第135页：“罗马帝国不得不从西部调集军队御敌，但汪达尔人却乘机占领了不列颠。”汪达尔人是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劲旅，由于他们对先进文化大肆破坏的“汪达尔主义”而闻名于后世。关于汪达尔人的迁徙和建国的线索学术界已大体搞清，其中411年左右他们在西班牙建国，428年渡海进入非洲，并在北非建国，后被拜占庭帝国所灭。在此过程中未曾见有汪达尔人“占领了不列颠”的记载（可参见，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另外，据那个时代较近的“英国历史之父”比德所写的《英吉利教会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也未见有不列颠曾被汪达尔人占领的史实，不知这位苏先生的材料出自何处？“占领”不列颠的日耳曼人不是汪达尔人，而应是盎格鲁、撒克逊和裘特人。
2、第139页：“犹太教的‘救世主’观念和一神思想也源于基督教。”基督教源于犹太教是普通常识，“犹太教的‘救世主’观念和一神思想”怎么会源于基督教呢？作者把史实彻底搞颠倒了。
3、第142页：“随着基督教性质的变化和被罗马帝国所承认，其内部也发生了教派之争。第一次是发生在11世纪中叶，基督教分裂为西部的天主教和东部的正教，分裂原因是由于教权之争。”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作者的意思是：第一次教派之争发生在11世纪中叶并造成东西教派的分裂。基督教教派之争与教会分裂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和事件，基督教内部的教派之争早已有之，4世纪前后便有阿里安派和多纳图斯派与所谓“正统派”之争，而且后来“正统”和“异端”之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即便是东西方教会之争也存在着较长期的历史过程，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只是这漫长斗争过程的一个结果。这种相互争斗并非开始于11世纪中叶，更不是第一次。（参见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4－128页、第176—177页。）
4、第144页：“十字架是叉子的意思，原是古罗马的残酷刑具，形状似十字。”十字架“是古罗马的残酷刑具，形状似十字”没有错，问题在“十字架是叉子的意思”让人费解。查看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十字架”条，开始这样写到：“【十字架】（Cross）源于拉丁文Crux，意为‘叉子’。”这里所说“叉子”是指Crux这个拉丁词中所带有的原始意思，而Crux又演化出英文Cross——“十字架”一词。该作者没有对中文的“十字架”——拉丁文的Crux——“叉子”之间的关系做出交代，而是直接把中文的“十字架”解释成“叉子的意思”，这种解释不仅令人费解而且是错误的。
5、第144页：“助祭主要指一般的修士、修女、牧师等，是修身为教会服务的传教人员。”助祭是基督教神品中的第六品，属高级神品，通常可协助神甫从事些礼仪，是具有过渡性的品级，大多数人经过此品级可升为神甫。修士和修女一般指进入某修会或隐修的男女，修士经过努力或许能获得高级神品，但“一般的修士”不能随便都是助祭。天主教不容许妇女担任圣职，修女无论如何努力恐怕也很难达到这一可晋升为神甫的品位。牧师在我国通常是指一些新教教派的神职人员，其地位与天主教的神甫差不太多。（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马树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423页。）该作者不加区分，把这三种人一股脑都安在了助祭的名下。
6、第150页：“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和卜尼法斯八世的宣言中说，‘教权是太阳，君权是月亮，’月亮的光是从太阳借来的，因此教权高于王权。这就是所谓‘日月说’。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从此出现了。”在这段文字中，至少有两处严重错误。第一，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位的年代是1294—1303年，这个年代无论如何不能被划到“13世纪初”。即使从卜尼法斯八世出生的年代——大约1235年算起，把之说成是“13世纪初”也很牵强，更不用说他能否在那时颁布什么“宣言”了。第二，作者在这段文字中，就教权和王权矛盾开始的时间向读者表达了两个错误的信息，一是教权和王权的矛盾开始于13世纪初，二是由于英诺森三世和卜尼法斯八世的“日月说”才开始了双方的矛盾。详细解释这个较麻烦的问题不是本短文能量所及，但可简单地讲，教、俗权力之争由来已久，人们熟知的君主在与教皇斗争中惨遭失败的“卡诺莎之行”发生在1077年，而教权与王权的矛盾还远比这早得多，更不是教皇的“日月说”才引发了教俗权力之争。（见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251页、第259—270页。）
从上大体可看到，仅在10余页、不足一节的内容中竟出现如此密度的错误，该书错误数量之多和严重程度用“令人震惊”来表达并不为过，同时也使人怀疑，作者是否具备最基本的学术修养和文化常识。
二、该书评中还夸奖到：“作者对每一重大问题的论述又不失运用重要的理论并结合详细的资料。”“使读者感到非常清晰。”然而，纵观全书并没发现运用任何 “重要的理论”，就是对“文化”概念的“论述”也让人觉得摸不到头脑，更谈不上“感到非常清晰”了。该书在一开始“何谓文化”一节中罗列了一些名家的观点后，并没有做出任何自己的“论述”，而是写道：“本书所要陈述的世界文化，是以狭义文化，即以观念形态的文化为主，同时也少量兼及与此相关的广义文化和深义文化中的若干成分。”（见该书导言第3－4页）其中的“狭义”、“广义”、“深义”等概念的划分都是前人划定的，而该书作者所要讲的文化是，既有狭义的又有广义的还有深义的，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看来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感悟了。当然，读者不会强求任何作者对“文化”这类概念讲得十全十美，但作为专门 “论述”文化的著作，至少应对所要讲的文化内容和范围有个较清楚的交代，如此随意的笼统一说，不清楚的不仅仅是作者自己，还使读者们更糊涂了。这样的做法可能惟一有利的是方便了作者随意的编造和填塞，仅从书中后面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概念可看到这种情况。
该书在第80页对“古代文明”的解释是：“古代东西方文明总称为古代文明。”那么，什么是东方文明，什么是西方文明？书中没做明确解释。在“古代东方文化”一章（第18页）中只解释了古代东方地区的概念，认为“是指非洲东北的埃及、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南亚的印度、东亚的中国等地。”由此看来，作者的“东方文明”可能是指这些地区的文明。在“古代西方文化”一章中作者只谈了古希腊和罗马，可见作者的“古代西方文明”是指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我们不必追究作者古代东西方区域划分的依据，仅从地域的范围来看，作者的“古代文明”概念是不包括除了埃及以外的广大非洲地区和美洲文明的，或者说除埃及以外的广大非洲和美洲早期的人类文明不在这位苏先生的“古代文明”范围之内。这样的“古代文明”概念符合实际吗？
关于阿拉伯文化，该书在第124页写道：“阿拉伯文化主要由三种文化汇合而成：伊斯兰文化；希腊、波斯、拜占廷、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这里不必追问“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如何划分的，也不必深究把希腊、波斯、拜占廷、印度文化一起划为“三种文化”当中的一种文化是否合适，我们在此看到的是阿拉伯文化受到了希腊、波斯、拜占廷、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该书在第131页中又写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受到希腊、罗马、拜占廷、印度、波斯以及两河流域、埃及早期文化的影响。”这里少了“中国文化”而多了“罗马”、“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早期文化，笔者对阿拉伯文化知之不多，不甚清楚阿拉伯文化究竟受到哪些文化的影响而形成，通过对该书的阅读使我对这个问题更加不清楚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学习的兴趣得到广泛增强，然而，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渴望了解和学习世界文化知识时，如果吸收的是错误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会伴随其终生并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引发各种麻烦和笑话。另外，知识性的错误和混乱的概念会给我国日益发展的文化研究事业造成极为不健康的影响。恶性抄袭现象被认为是学术道德堕落的底线，但制造混乱的概念和传播错误的知识，可能比抄袭对文化教育的危害更甚，因为抄袭主要危害的是学术道德和学术环境，而混乱的概念和错误的知识除了危害学术外，还无端坑害了广大的读者和学生。而那种睁着眼说瞎话、不负责任地胡乱吹捧的所谓的书评，也实在是帮闲乃至帮凶，这样的学界歪风都应该煞一煞了；渴望学术界能给读者创造一片诚实可信的天地！